一个国家如果切实建立和实施了以上基本制度，就是实现了民主。
但从比较法的角度视之，有两种不同取向的规范现象均在宽泛意义上被称为民法的宪法化：一种是民法规范进入了宪法的层面，具有了宪法规范的性质。[12] 参见梁慧星：不宜规定‘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社会科学报》2006年11月16日（第一版）。
[81] 从结构上来看，这种规范现象也可以理解为宪法与民法之间的规范交错现象，在总体上至少呈现出双层的交错结构：第一层是在作为强民法现象的民法的宪法化与作为强宪法现象的民法的宪法化之间的交错。令人记忆犹新的是，这场争议最初是由法理学者巩献田教授的一篇带有政论性的文章诱发的，文中即侧重于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作出了《物权法（草案）》违宪的综合性判断，[5] 一时引起了广泛纷争。日本现行宪法所构想的社会就由这种个人组成的、彼此尊重并互相合作的社会。质言之，民法典中有关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条款的含义，也应可做这种解读。当年，巩献田教授直指《物权法》原先草案没有规定或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违反了《宪法》第12 条等条文。
同氏：物权法草案的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第8页以下。人们可能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并不存在适宜作为未来中国民法典解释基准的规范资源，尤其是其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系列纲领性规定，本身就挤压了私法自治的空间，遑论其基本价值取向在总体上落后于以个人为基本人像的民法理念。第二步，宪法委员会由从属走向独立，其职能逐步由违法审查转向违宪审查。
近世以来的宪政探索和实践中的成败得失都与它有着干系（参见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引言，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第214—215页）。荷兰学者曼德维尔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人若没有欲望的驱使，便决不会去拼力奋斗：当人们处在休眠状态时，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奋起，其卓越与才能亦永远不能发现。宪法监督权是终极意义的国家权力，因而是宪法规范上最优越的一种国家权力。第95条第（二）项：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尼克松遂任命威廉•D•拉克尔肖斯接任司法部长，并命令其撤掉考克斯的职务，威廉•D•拉克尔肖斯也拒不从命并辞去了部长职务。但是，实现宪法共识要充分尊重宪法文本。
2006 年制定的《监督法》再次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作了规定。有学者主张，由法院依法司法来实施宪法（参见王广辉：《中国宪法实施的普通法路径——以法院对权利的救济为视角》，《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这些现实情形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当前还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禁忌。[12] 有学者认为，立法机关依宪立法即为宪法的实施（参见张友渔：《张友渔文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259页。
在这方面，因开创对联邦法律的司法审查先例而名垂青史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因强化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而重构了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水门事件中的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威廉•D•拉克尔肖斯，[33]堪称楷模。如史学界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国家强盛的根本是国民的公德心，而个人权利才是道德的基础。鉴于这两项工作的困难程度，季卫东认为，我国的程序法制进步不得不更多地期待国家机关追求善政的统治良心或者防止以暴易暴的反思理性、来自社会的不同价值观和公共舆论的压力以及由此引起的上层革命，在有关制度的设计方面应该采取先得其形、再得其神的分阶段的渐进方式。对于宪法委员会而言，它既可以作出的修改的决定，也可以作出改变或予以撤销的决定。
在当代中国，承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是证成公民权利需求之正当性的一个恰当视角。如果接受受害公民个人事后的审查请求，那么，受理的手续如何、受理的时间限制、在不受理的情况下当事人是否有权提出复议的请求等等，都没有规定。
当宪法委员会怠于行使职权之时，公民的权利需求作为其不可回避的政治压力，最终可能成为监督程序得以启动的必要条件。摘要: 我国宪法实施状况不佳的根本原因是民主不发达。
程序性实施与实体性实施是宪法实施不可偏废的两种方式（参见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第20页）。在宪法实施这一语境中，需要强调指出，权利文化的生成与流行，有赖于精英人物尤其是执政党决策者们的认同和支持。在实施宪法过程中，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也将是宪法委员会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宪法委员会可以进行从严解释，仅在极少例外的情况下允许此类授权，从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符合权力有限原则。三是主动进行违法或违宪审查，预先排除对公民权利的潜在侵害。尽管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国家机构规范是得到较好实施的部分，但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片面性，即：关于行政机关的授权规范实施得较好，而关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地位的确认规范实施得较差。
谁都无法否认，无论执政党还是人民群众，都希望能够在体制内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孙哲：《全国人大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但是，不能因此得出我国宪法部分地得到了有效实施的结论。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国学者先后提出过四种宪法保障（宪法监督、宪法实施、违宪审查）[22]模式：（1）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宪法委员会，或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宪法监督）权。
2005 年制定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那么，我国的民主发展究竟应以何者为先？有的学者主张以党内民主为先，有的主张以社会民主为先，其实都不无道理。
面对权利保障需求暴涨的社会现实，古今版的重义轻利论已经无法为当前的利益冲突做出合理的说明了。[23]在这个论说纷纭而无定论的研讨过程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委员长会议于2000年10月16日通过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2003、2005年修订）。他在1897年就认识到，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统区的人权派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权理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也掀起了人权保障运动，人权理论再度勃兴，但再度被民族解放的口号所遮蔽。
主要的制约方法是，将宪法委员会的权力局限于《宪法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范围，严格其运行的程序，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并通过法定程序追究宪法委员会成员的违法责任，等等。三是提高人大代表的资格条件，对其品行条件、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规定国家机关政务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
其结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55] 参见王贵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成长中的地位转变与角色转换》，《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第25—28页。
如果不能实现利益（权利）表达机制的健全和畅通，则利益分配的公平就是天方夜谭。比如，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60]我国行政机关又存在严重的职责同构问题（即不同层级的机关在纵向职能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一致），造成了一方面是‘地方全能，一方面是‘地方无能。
到戊戌变法前后，他们对于宪法、国会这些朝廷政教的表征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30]基于这一认识，他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不屈不挠的尝试，发展出民权主义学说，描绘出五权宪法图案，规划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建设时期，最终将中华民族的富强大计凝练为《建国大纲》。[40] 参见夏勇：《中国民权哲学》序，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页。这是一种不依赖法律和政府而存在的规则和信念，一种关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规则和信念。
[20] 蔡定剑教授结合自己长期从事人大工作的经验，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践中它并没有真正做到集权。当然，也可以通过宪法修改即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公民的未列举权利请求确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文章来源：《人权研究》第1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的法规审查备案室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但它自设立以来没有对任何一部法规进行过审查，法规备案审查制度自然也从未运行过。
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之外，将法律也列入了适用与备案审查的范围。既然国家机构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都是宪法文本的内容，那么，程序性实施和实体性实施都是宪法实施的方式，但应以立宪主义价值为依归。